何亚非：“一带一路”是解决全球化难题的中国方案 2017年12月04日 16:34:39 来源： 人民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就“一带一路”作出论述，一是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二是定位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充分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相辅相成的双重意义。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进入国际秩序的转换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三部曲正在奏响“强起来”的第三乐章。

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习近平新时代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公平方向发展的新时代。“一带一路”凸现了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际关系观、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观，是实实在在的解决全球化难题的中国方案。

就世界格局而言，基辛格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说的是1648年欧洲结束30年战争、缔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世界岛”或者“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的终结，地缘政治进入新时期。换言之，“美国世纪”已经终结，世界进入“后美国时期”。

新时代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各种周期性矛盾集中爆发，世界正在经历时代性变迁的巨大变化和“阵痛”，机遇空前、挑战严峻。这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其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轨道，不愿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开始修改或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现在西方经常指责中国是国际规则的“修正主义者”，其实美国才是真正的“修正国家”，已成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最大变数。

特朗普政府以“美国第一”为由，决定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启北美自贸区协定以及与中国、韩国、欧盟国家的多双边贸易安排，力争为美国获取尽可能多的短期利益，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美国第一”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则是国家利己主义，将使全球治理“碎片化”更加严重。

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其制度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或者说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失衡问题，由于西方长期过于依赖市场作用，政府无所作为，致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民粹主义兴起，造成社会分裂、政治极端化严重，已经影响其政治生态，引发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对全球化产生巨大冲击，“逆全球化”力量上升。

事实证明，发达国家资本收益率数十年一直高于GDP增长率。资本是全球化最大获益者，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全球化利益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向少数人和利益集团集中，造成发达国家社会不公现象严重，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而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减弱、金融风险积聚、经济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使各国对经济发展前景普遍感到担忧。

三是地缘政治更趋复杂敏感给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美俄对抗有增无减，关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不绝于耳，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既不安宁也不安全。

大国关系紧张与地缘政治矛盾相互作用，可能进入恶性循环，既影响世界和平，也阻碍经济发展。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世界面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融合的困惑。当今世界许多问题和冲突从根源上看，都与缺乏文明对话和交流有关。

美国主导的西方文明一直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其文明最优秀，政治制度也最好，并把文明和政治制度分成三六九等，极力推广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及其政治制度，抹黑其他文明及其政治制度，并把各种冲突都归咎于“文明冲突”。1993年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其重要理论基础，而米尔海默斯教授2014年新版《大国政治的悲剧》则进一步拓展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离岸平衡”的战略来对付新兴大国的崛起。

面对这些严峻挑战，当今国际社会应对挑战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和机制模式都显不足，全球治理也因此出现混乱和“无序”。许多专家把这些难题以及国际社会应对乏力比喻为“灰犀牛”现象。“灰犀牛”也好，“黑天鹅”也罢，问题出在应对挑战的思想匮乏、机制欠缺、模式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