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会对货币政策带来的新挑战,特别是对现有的法定货币秩序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操作构成挑战。这也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热烈讨论的新话题。
第二个挑战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除了资本和劳动力贡献之外,其他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高等给经济带来的贡献,也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生产实力进步的有效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08年危机之前已经开始放缓,危机发生后更进一步下降,在新兴市场国家尤为明显,从危机前的2.5%年增长率降到目前的0.8%。从2008年开始,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非常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低迷,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十分关注的问题,这是由诸多因素造成。首先,处于困境中的企业资产负债能力薄弱,加上受到危机冲击的银行系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些企业投资活动。其中对研发和无形资产这种风险高、周期长的投资影响尤其明显,从而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另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投资者的保守态度,远离高风险、高收益项目,进一步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此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受到一些结构性问题的制约。比如,通信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它们还未能转换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全球贸易一体化放缓等也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
生产率提高对提高生产力,改善人们生活水平至关重要。尤其从长远看,生产率增长是收入水平上升最重要的来源。即使劳动力没有增长,依靠更高的效率,我们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商品,同时释放资源,用于其他新产品的研发和服务,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历史上数次工业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的缩影。因而,提高生产率,创新发展,寻找新增长点,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发达国家需要应对的当务之急,也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问题。1990年的中国,平均每11个劳动者负担一位老年人,2010年时下降到平均每9个劳动者,2030年,在中国可能每4个劳动者就要负担一位老年人。在许多国家,人口老龄化是经济长期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老龄化的人口大大增加了对公共资源和社会安全网的需要,也使贫困人口难以改善生活水平。
如果一国国民收入在老龄化到来之前能够达到较高水平,那么,高国民收入将有助于化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然而,很多国家在其劳动力数量达到人口最高峰时,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相应阶段时达到的收入水平,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以2008年美国工作年龄人口达到最高峰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为基准,2011年,当中国工作年龄人口达最高峰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其他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充分了解这一问题,及时应对,任重道远,但势在必行。
第四个挑战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不断扩大。尽管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但是许多国家内部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却在上升。从1981年到2015年,发达国家个人收入最高所得税税率平均从62%降至35%,也就是说,高收入群体实质上获得了更多的税收减免。如今,全球总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拥有全世界一半左右的财富。
当工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时,劳动力的收入比重就会下降。由于资本往往集中于少数高收入人群,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就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基本稳定,但此后该比重却一直在下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已降至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后也没有显著回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大部分是由技术变更引起的。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大一部分工种被机器取代;信息通信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部分高技术工作者和企业家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超平均水平。研究表明,全球经济化对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影响程度估计约为技术变更的一半。
如果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会造成普通大众的需求萎缩,同时引发政治和社会后果。如果全球化的红利未被广泛分享,就有可能出现保护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在这一点上,英国脱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旦保护主义抬头,又会对贸易、资本和劳工流动及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其他非经济因素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包括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腐败和不完善的治理体制,地缘政治风险等。
虽然短期内全球经济形势正在改善,但中长期内全球经济隐患仍未完全消除,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好的一面是,全球经济复苏为政策调整和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环境,使各国有空间实施改革,提升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确保稳健的金融体系,以及促进国际合作。
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采取一个“三管齐下”的政策组合,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组合。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应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而定。在一些具备财政空间的国家,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提振短期需求,也可支持中长期持续增长。关键是如何使将有限的公共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用。货币政策也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中央银行应加强与市场的沟通,适时、平稳地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平稳过渡不仅有助于防范国内金融市场动荡,而且也可以给全球经济复苏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
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机构效率、促进经济转型。对低收入国家,侧重点可以放在提高基础建设、司法系统,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等。新兴市场国家则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消除行业壁垒,提高竞争力等。发达经济体可以侧重提高劳动力供给、营造更好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生产率。总体来说,改善基础设施,加强银行系统的稳健性对所有国家都有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在未来十年间,结构性改革会给发达经济体每年带来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也会给新兴市场带来0.6个百分点的新增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分析表明,目前全球研发支出仍然低于理想水平。在2011—2015年间,发达国家平均研发支出占GDP2%,新兴市场国家为0.65%,而低收入国家只有0.15%。中国近十几年研发支出大幅提高,2016年达到GDP的2%。然而,要想将技术的外溢效用最大化,研发支出还有空间进一步提高。同时,对研发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完善产权框架等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创新和传播。简化中小企业的税收制度也有助于新公司进入市场,减少非正规经济活动,从而提高生产率。
其次,实现持久的、造福于大众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医疗、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改善教育和培训既能促进劳动力市场,改进劳动者的技能,从而更好地适应经济结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还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份额。另外,完善社会福利和安全网,提供劳动者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充分发挥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妇女的潜能,支持她们更大程度地参与劳动力市场,推进金融普惠政策,也将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并支持经济的多元化和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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