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时代提出的普遍性问题,唤醒了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但是要想真正走出历史困境、解决时代问题,仅有意识和构想是不够的。现阶段是否具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才是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准确把握这一现实基础并促进其发展壮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工作。
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寻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首先要着眼于现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如果当前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转换能够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那么这一构建任务就一定具有可行性。诚然,当今世界的主导生产方式仍处在现代性阶段,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很多方面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发展共同体。在其中,任何一个共同体成员如果得不到发展,必然会退出和反对这一共同体。现代性意义上的发展,是需要很多客观条件的。在传统意义上,全球范围内供发展支配和使用的客观条件是有限的,而发展的需求是无限的,二者之间的冲突势必形成“增长的极限”。发展条件此消彼长的分配格局,必然带来国家间的激烈争夺,进而导致一系列国际战争和冲突。如果不能解决全球发展所需条件的有限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无法真正构建起来。
历史发展不仅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而且在其发展中就已经蕴含着解决问题的答案。这集中体现在当前生产方式新变化与全球发展所需条件有限性矛盾的缓解和克服等方面。当前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原材料需求量和需求形式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发展所需要的空间,逐渐从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向网络虚拟空间倾斜。正如卡斯特所描述的那样,网络空间具有“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在网络中沟通,亦即只要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号(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够整合入新的节点。”网络虚拟空间的出现,使得生产摆脱了地理空间有限性的限制,获得了更加开放的发展潜力。
之所以指认当前全球发展具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除了基于生产方式发展的新变化之外,不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差异性也是重要原因。马克思明确反对人们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认为将“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观点强加给他,会给他带来“过多的侮辱”。历史证明马克思的观点是对的。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同,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站在现有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大大缩短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表明一切后发展国家可以减轻甚至跳过现代性的后果和困境,快速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由此可见,尽管当前不同国家现代化状况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列之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近代以来,为了应对国际战争和冲突,构建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一系列全球治理方案接踵而出,方案的类型不可谓不多,但总体上收获甚微。这不禁令人反思一个重大问题:构建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是否可能?
依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解,构建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战争是伦理发展的必然环节,是保持各民族伦理健康的必要手段,“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应当说,在黑格尔所处的现代性发展阶段,这种理解不仅是正确的,还是相当深刻的。因为黑格尔把握了那个时代主体间、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如前文所述,在各个国家为了实现自我发展而激烈争夺有限的发展条件时,战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和平不过是弱小国家面对大国霸权的无奈选择,或多个大国之间的短期相互制衡。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一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和力量,平衡便必然会被打破,“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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