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贾庆国建议,在保持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更加有效应对高科技“卡脖子”的挑战。一是需要转变思路,面对“卡脖子”问题需要补短板,更要强长板。二是补短板兼顾近期效应和长远利益,对于补短板项目严格甄选,扶持对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最大、最有希望取得突破的技术,长期重点支持具有颠覆性影响的基础研究。三是无论补短板还是强长板,都要完善竞争机制,制定公平公开透明的规则,打造公平竞争的平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指出,第一,制度型开放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第二,要重视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国家能力建设;第三,制度型开放更关键在于增进战略互信;第四,制度型开放要继续推动新全球化新市场化前行。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指出,制度型对外开放,将更有力地在改革深水区催化、倒逼“以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攻坚克难。为此,要发挥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领头雁和先行军的作用;同时,推动本国统一大市场积极对接全球大市场。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也到了关键时期。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必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揭示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紧迫性。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波音公司国际关系访问讲席教授,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加利比里亚·久德认为,中非人口结构不同、需求不同。非洲年轻人非常多,需要更多的工作机会。非洲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同时需要推动中非贸易结构从原材料向中间品升级。
丹麦驻广州总领事沈博指出,多边主义促进了和平与安全,促进了全球对危机做出共同反应,是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唯一方法。同时,需要增强信任解决争端,以避免“小院高墙”,避免“脱钩断链”,以更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指出,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正在进入服务贸易持续复苏的新阶段,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全球规制不断增加企业成本,二是国内市场环境要素价格等各方面因素发生变化。进行国内规制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其中,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条件成为我国服务贸易推进国内规制改革的先行者和引领者。
太和智库欧洲总监、高级研究员托斯登·耶里尼克指出,中国从过去效率性的经济变成了创新性的经济,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全球主要经济体需要彼此再平衡,需要公开坦诚的讨论和交流。
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指出,推动高水平开放,是我国打破贸易壁垒、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因素,进一步主动开放甚至单边开放是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标志。
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认为,稳定经济、刺激经济,重要的是让要素流动起来。当前,可以起到立杆见影效果的是改革农村宅基地,这可以发挥多方面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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